患癌症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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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处于焦虑之中的王俪夫妇。

　　上海女工患宫颈癌意外怀孕 “不得已”生二胎面临30万罚款

　　一场生命权与计生政策冲突引发的诉讼

　　来源：湖南广播电视台-《法制周报》

　　《法制周报》特约记者孔令泉文/图

　　身患宫颈癌的上海女工王俪意外怀孕，医生告知若引产会导致生命危险。王俪“被迫”产下第二胎后，将面临巨额计生处罚。当生命权遭遇计生政策，究竟应该如何取舍？法律界人士称此案是“生命权和计划生育的较量”。

　　引产风险大，不引产或将遭处罚

　　周剑峰、王俪夫妇的新生儿刚过了百天没多久，但他们脸上看不到喜悦。因为，这个新生儿是他们的第二胎，被指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而他们的苦衷，无人理会。

　　11月8日，嘉定区法院受理了周剑峰夫妇诉嘉定区计生委的行政起诉。周夫妇要求法院撤销被告区计生委作出的不同意再生育子女告知书，判令被告重新对其申请作出决定。

　　身患宫颈癌的王俪意外怀孕第二胎后被医生告知“如引产将导致生命危险”。但嘉定区计生委坚持执行国家计生政策。在王俪“被迫”生下孩子后，区计生委将对其征收巨额社会抚养费。

　　11月9日，记者来到周剑峰家里时，王俪正哄着出生才4个月的儿子入睡。

　　周剑峰夫妇都是湖北人。2000年作为引进人才到上海嘉定区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工作。2001年8月两人结婚，均入户上海。2005年生下一子，并领取了《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

　　2006年，夫妻俩通过贷款买下嘉定镇一套130平方米的商品房，户口也随之落户到当地。一家三口其乐融融。

　　这一安详的日子在2009年7月被打破。彼时，28岁的王俪在职工健康普查时被查出患宫颈癌。王俪分别于当年9月21日和10月26日在上海第一妇婴保健医院作了手术。

　　当年12月17日，王俪手术复查时被查出已怀孕63天。“当时我也不知道因之前的宫颈手术已经不能引产。”

　　王俪告诉记者，她得知怀孕后，矛盾了很久。因为第二次手术后的病理报告同样不理想。也就是说，如果她没有意外怀孕的话，在复查时，将会跟医生预约第三次手术的时间，即做子宫全切除。而这个新生命的意外来临带给她的是精神上的安慰，削弱了她心里对抗病魔时的恐慌，甚至带给她病情肯定会好转的希望。同时她也担心，已有的疾病和之前的手术会不会造成孩子的先天缺陷。

　　王俪决定作一次孕检，但她选择借用妹妹名义来建孕检册。“我担心被计生人员知道后以非人道方式终止我妊娠。”

　　1月20日，王俪孕检显示，胎儿健康正常。

　　春节假期后上班，王俪找到单位所在外冈镇工业园区领导。“我就想咨询一下，像我这样的情况，是否有希望合法生下孩子。领导当场电询外冈镇计生办，对方称可以去医院开证明，比如有什么重病，必须生下孩子才能保住性命。”

　　但王俪的说法遭到对方否认。上海市计生委称，经调查，外冈镇计生办工作人员在答复王俪咨询时，从未告知申请人“如能出具医生的证明，可以认定为符合政策”。

　　2天后，王俪夫妇神色凝重地来到上海市第一妇保医院复查病情。王挂的是专家门诊。这名专家医生在病历上写道：“患者咨询引产风险，告知因宫颈二次锥切，疤痕形成，引产时可因宫颈无法扩张，致引产失效，严重可引起子宫破裂，危及生命。”

　　“我问如果是剖腹产呢，医生说，剖腹产风险更大。”王俪一脸愁容。

　　王俪说，她将医生的诊断病历传真给了工业园区领导。“后几次电询，称在等回复。我们误以为计生办默许了。”

　　夫妇俩决定不再折腾，安安稳稳把孩子生下来。

　　计生委不同意产下二胎

　　两个月后，风云突变。王俪家所在的居委会工作人员找上门，指责王欺骗居委会，用其妹妹名义建孕检册。王俪夫妇向居委会反复解释后，计生办工作人员表示，孩子生下来一定会处罚，要征收社会抚养费。

　　7月2日，王俪夫妇将再生育子女申请书及相关材料递交给嘉定区嘉定镇街道社区事务受理中心。

　　王俪夫妇的理由是：《上海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25条规定，除本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的条件外，因特殊情况可以再生育的条件，由市人民政府另行规定。

　　“我们的理解是，条例不可能把所有特殊二胎的情况都列出来，但也预留了一个通道，来弥补法规的真空地带。”

　　在王俪夫妇看来，王俪的情况就是特殊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19条第2款明确规定，实施避孕节育手术，应当保证受术者的安全。身患宫颈癌的王俪被医生认定如施行引产手术会危及生命，应该首先保证的是王的生命，那么政府就应该给王生二胎的特殊许可。

　　7月16日，嘉定区计生委对王俪夫妇发出《不同意再生育子女告知书》，称经审查，不符合《上海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不同意再生育一个子女。但此时王俪已快生产，生下孩子已不是区计生委能改变的事实。

　　嘉定区计生委称，经调查，2009年9月25日的出院小结明确了出院后用药及建议“禁盆浴性生活3个月”，而2010年3月22日王俪的就医记录表示已怀孕22周，说明孕娠系王未遵医嘱所致。

　　“我们并没有在这个时候过性生活的打算，怀孕完全是一个意外。而且我们认为这与王不能引产、生下二胎是否合法没有关联，不能说你不遵医嘱，怀孕了，所以我们就不保护你，你就必须冒着生命危险引产。”周剑峰反驳道。

　　之后，王俪夫妇向上海市计生委申请行政复议。7月21日，王俪经剖腹产下第二个儿子，儿子健康正常。

　　10月28日，上海市计生委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嘉定区计生委的决定。上海市计生委认为，王俪夫妇提出的再生育理由不符合《上海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的再生育条件。到目前为止，本市尚未出台有关特殊情况于生育的规定，故无法认定重病是否属于法律上的特殊情况。而且王系未遵医嘱导致怀孕,juicy couture suits credit card。

　　王俪夫妇向法院起诉嘉定区计生委，请求法院判令撤销被告作出的不同意再生育子女告知书，重新对原告的申请作出决定。11月8日，嘉定区法院受理此案。

　　“生命权至高无上”

　　王俪事件被网传后，引起法律界人士关注。被称为是“生命权和计划生育的较量”。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行政法专业委员副主任、浙江之星律师事务所律师袁裕来指出，上海市计生委以上海市政府未出台有关特殊情况再生育的规定，因此无法认定重病是否属于法律上的特殊情况的理由是无法成立的。

　　“《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规定‘实施避孕节育手术，应当保证受术者的安全’，而医生在病历上写得很清楚，引产会危及生命。因此，为了保证当事人生命安全，不得实施避孕节育手续，当然也就是说，嘉定区计生委应该同意当事人生育。”

　　袁认为，其实，这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事情，法律不可能规定，为了保证一对夫妻只生育一个子女的目标，而无视当事人的生命安全。人的生命权是至高无上的，任何政策、制度都不能凌驾于人的生命权之上。

　　在袁看来，上海市政府固然“未出台有关特殊情况再生育的规定”，但是，上位法《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已经作出明确规定的事项，无需下位法再作出规定，才能作为执法依据。而且，上海市政府“未出台有关特殊情况再生育的规定”，不管是基于主观还是客观原因，不利的后果都不应该让当事人来承担。何况，从行政法理论上来说，准许当事人生育系授益性行政行为，也无需具体的法律依据。

　　福建省委党校法学教研部副教授王利平指出，嘉定计生委在执行法律时，要在维护计划生育管理秩序和保障公民生命权之间作出权衡，该权衡关系到政府执法目的，嘉定计生委最终选择了前者，即维护计划生育管理秩序，那么，该权衡结果是否符合政府执法目的呢？　　

　　王利平认为，法治是以基本人权为前提及确立相应的制度保障，因此，作为法治前提的良法，必然要以人权保障为目的，这亦是政府的执法目的。

　　“我只能打官司一搏了”

　　按照上海市相关政策，如果官司败诉，王俪夫妇将可能面临30万元的罚款。同时周剑峰将会被他工作了10年的公司除名。

　　“我们公司是市文明单位，计生委说了，我若不除名文明单位会一票否决，公司领导找我谈过话，如果我官司败诉，公司只能除名。”周剑峰痛苦地说。

　　周所在的公司是一家知名的高新技术企业，周是一名中层骨干。周说他能理解公司，但如果最终被罚款30万和丢了饭碗，家里如何供养每月的房贷和两个孩子。

　　“居委会主任告诫我，不要鸡蛋碰石头。”望着身患癌症的妻子，愁眉苦脸的周吐出一句话：“我只能打官司一搏了。”(本报博客地址：.cn/fazhizhoubao)